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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一遇的草根视角
mujun 发表于 2008-08-06 14:45:17
不是说现在听不到草根的声音，而是说我基本还没有从纯粹草根的角度做过调查，因而说起话来总是显得底气不足（那些只看草根不看政府的说起话来倒常常底气十足，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所以今天正好有个机会可以接触下NGO的人，就去了。其实我身边一直生活着一个有志于投身激情飞扬的NGO事业的人，就是skyblue，不过从她那里知道的事情还都是零零碎碎的。这次他们家园（其实写他们的名字倒不至于使我的blog被和谐，因为那已经是在册的社团了）邀请了npi的一群项目负责人来讨论社区服务的事情。参加讨论会的还有家园的志愿者和长期混迹于上海各NGO的热心人（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这种人），还有徐老师。
唉，写不动了，明天再写吧……
唉，睡了一觉起来又不知道该写点什么好了。昨天其实听到后来感觉脑袋都晕晕乎乎的，不知道是因为太热了，还是太饿了。讨论会结束以后跑出去吹风，过了好久才算缓过劲来。
那就从这个“热”开始写起吧。家园的办公室是在一个体育场的看台上，一间十几平米的屋子。里面装了空调但是没有开，估计是为了省电、环保。喝水都用茶杯，没用一次性杯子，估计也是为了环保。那天看到的几个姑娘都不怎么爱打扮。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从事NGO事业的女性都会这样呢？
家园是几个复旦法律系的学生创立的。最早做的事情就是到将要动拆迁的社区中主动提供法律援助。他们进入社区的路径和我们的调查进入路径非常不同。我们是通过市区一级的政府，到了街道，然后再去居委会。（还有一些人和社区中的“维权精英”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借此进入社区做调研。也就是我常说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区别了吧。）他们好像在缺乏这两种途径的情况下，就以“外人”的身份主动介入了。他们私下里做些宣传。竟然没有被上面人抓起来，这真是不容易啊。
老刘的说法是，法律援助仅仅是他们这项活动的切入口。他们最初的设想是在同一个社区中做很多不同的志愿者服务项目，把一个社区中的民间力量充分调动起来。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撤到后面，让一个社区实现自治。这话估计也只有在“激情飞扬”地投入NGO（那天用的词儿很多，NGO，公益性组织，社会组织，第三部门……这里用NGO是因为这三个字打起来方便
）事业的人的嘴里才能听到。换了我们还要去争辩，城市基层社区究竟存在多大的自治空间哩。况且无论是对居民的问卷调查，还是对居委会干部的访谈，得到的信息都告诉我们，现在的居民对于参与社区事务的态度是比较冷漠的。连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代表政府权力和行政力量的基层组织都觉得这件事情很难做，何况一个彻底是“局外人”的组织捏？用徐老师的说法，就是“国家会很担心有人做到了它做不到的事情”（原来国家还是希望自己什么事情都能做到啊）。
中国的自治传统好像是在农村。城市社区的自治传统好像是在西方，比如一个town。在中国城市社区讲自治，总归觉得特别别扭。
据说朱jiangang也是这个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当时一直强调两个东西，一是街道这一级要做实，弄得像一个政府，而居委会要让它完全恢复民间自治组织的意涵。上面做得行政化，下面做得自治化，好像实际的问题也解决了，道理上也说得通了。徐老师不太赞同这观点。旁边人一打岔，也就没有展开下去。
NGO提供服务的同时确实有可能提倡某一种价值，这是使得国家不得不担心的一件事情——鬼知道你灌输的啥样的价值。但是NGO可以分成两种ideal type，一种是提供服务、解决具体问题为主的；另一种是表达价值为主的。徐老师觉得国家对于前一种可以先放开，以减轻彻底的市场化对于社会造成的伤害。有npi的工作人员后来的插话挺有意思的。说北京那边的NGO比上海这里要活跃得多，数量也多很多。上海这里在册的数量真是可以数出来的。但是北京那边的组织特别喜欢玩悬空的东西，成天开会、提各种各样的概念。上海这边的比较注重实际的行动，价值上面的倡导比较少。
npi的人喜欢反复强调他们没有政府背景，似乎越草根就越容易在道德上具有优越感。负责人说自己对于政府的行为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说政府前面做的事情都算作面子工程，言下之意他们接管之后要为社区做实事，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其实这提法就很有问题，社区居民的需求有很大一部分是不需要在社区中被满足的。什么叫“基本的需求”，我也不知道，他们看样子也不是很知道。）政府和其他基层组织都会有疑问，为什么这个市民中心要交给一个NGO来管？难道政府来做做不好吗？难道市场来做不会做得更好吗？NGO内部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可以认为过程比结果更加重要，但是这个事情确实不只有NGO可以做，所以在竞争社会资源的前提下，他们就必须回答上面那些问题。有工作人员回答说NGO的不同之处在于做事情的人和政府与市场的人不同：他们都是善良而平静的人。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比较扯——啊，政府和市场部门里面工作的人全都邪恶而冲动？
徐老师提的看法是，要做两件难度很高的事情。比如为了应付上级行政部门的考评要求，每天要凑够参与的人次。那你就开一个老年人聊天室，大热天的把空调打开，提供茶水。老年人为了节省家里的空调费，就全都跑过去了，人次马上就凑齐了，任务马上就完成了。但问题就在于，这些老年人不管是NGO开的聊天室，还是街道开的聊天室，只要有空调和茶水，他们都会跑过去的。这些喜好和别人交流的老年人并不是最让我们担心的，最让我们担心的是那些不管谁开了聊天室都不会跑出去的老年人。这些人去或者不去，在政府考核的人次中是体现不出来的。那么政府部门必然不会有足够的动力去把这些人弄出来。但是作为有理想、有道德感和强烈的社会责任心的NGO就应该去做这些事情，把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老头全都请出来（有意思的是还得通过居委会——你得问居委会的人，你们这里谁是这样的老头）。
结果他们就误解为，徐老师给他们提高要求，而他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最基本的工作使项目得以延续。NGO做事情和政府、市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善良而平静。这个可怜的刚入行不久的年轻人话音刚落就被两块飞过来的板砖砸到。一个直接说，刚开始从事志愿者工作的人都觉得自己是上帝，即使不是上帝也该算安琪儿，但是他觉得搞NGO的都该把自己看成是王八蛋。他并不觉得人性本恶，只是觉得人性会随着环境不断变化，只有承认自己并不是很崇高，才能勇敢地面对生活。另一个过了一会儿才说，现在志愿者精神被人错误地拔高了。他觉得这是不对的，应该反过来讲，志愿者根本就是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代名词。
话说俺也做过志愿者，当然和当天在座的已经投身激情飞扬的NGO事业的人还是不能比的。我发现自从做了志愿者工作，就再也不敢夸口善良又平静了。当然我觉得适当的价值上的赞许还是必要的。“王八蛋”一说有点过分。按照交换论的说法，我们做一件事情总是为了得到点什么。我知道很多人喜欢做点志愿者服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可以从中体会到——我还是个挺不错的人呀。志愿者赔了时间精力甚至金钱，最后得出结论说自己是个王八蛋，有点说不过去咯。
唉暂时先记这么多吧，想到了什么再写。我觉得做好事的原则应该是：从被帮的那个人身上看实际效果，而非助人者yy的心理感受。做大做强不是首要考虑的问题，能帮一个是一个。当然我的想法同我的“非企业家人格”是联系在一起的。
唉，写不动了，明天再写吧……
唉，睡了一觉起来又不知道该写点什么好了。昨天其实听到后来感觉脑袋都晕晕乎乎的，不知道是因为太热了，还是太饿了。讨论会结束以后跑出去吹风，过了好久才算缓过劲来。
那就从这个“热”开始写起吧。家园的办公室是在一个体育场的看台上，一间十几平米的屋子。里面装了空调但是没有开，估计是为了省电、环保。喝水都用茶杯，没用一次性杯子，估计也是为了环保。那天看到的几个姑娘都不怎么爱打扮。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从事NGO事业的女性都会这样呢？
家园是几个复旦法律系的学生创立的。最早做的事情就是到将要动拆迁的社区中主动提供法律援助。他们进入社区的路径和我们的调查进入路径非常不同。我们是通过市区一级的政府，到了街道，然后再去居委会。（还有一些人和社区中的“维权精英”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借此进入社区做调研。也就是我常说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区别了吧。）他们好像在缺乏这两种途径的情况下，就以“外人”的身份主动介入了。他们私下里做些宣传。竟然没有被上面人抓起来，这真是不容易啊。
老刘的说法是，法律援助仅仅是他们这项活动的切入口。他们最初的设想是在同一个社区中做很多不同的志愿者服务项目，把一个社区中的民间力量充分调动起来。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撤到后面，让一个社区实现自治。这话估计也只有在“激情飞扬”地投入NGO（那天用的词儿很多，NGO，公益性组织，社会组织，第三部门……这里用NGO是因为这三个字打起来方便
）事业的人的嘴里才能听到。换了我们还要去争辩，城市基层社区究竟存在多大的自治空间哩。况且无论是对居民的问卷调查，还是对居委会干部的访谈，得到的信息都告诉我们，现在的居民对于参与社区事务的态度是比较冷漠的。连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代表政府权力和行政力量的基层组织都觉得这件事情很难做，何况一个彻底是“局外人”的组织捏？用徐老师的说法，就是“国家会很担心有人做到了它做不到的事情”（原来国家还是希望自己什么事情都能做到啊）。中国的自治传统好像是在农村。城市社区的自治传统好像是在西方，比如一个town。在中国城市社区讲自治，总归觉得特别别扭。
据说朱jiangang也是这个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当时一直强调两个东西，一是街道这一级要做实，弄得像一个政府，而居委会要让它完全恢复民间自治组织的意涵。上面做得行政化，下面做得自治化，好像实际的问题也解决了，道理上也说得通了。徐老师不太赞同这观点。旁边人一打岔，也就没有展开下去。
NGO提供服务的同时确实有可能提倡某一种价值，这是使得国家不得不担心的一件事情——鬼知道你灌输的啥样的价值。但是NGO可以分成两种ideal type，一种是提供服务、解决具体问题为主的；另一种是表达价值为主的。徐老师觉得国家对于前一种可以先放开，以减轻彻底的市场化对于社会造成的伤害。有npi的工作人员后来的插话挺有意思的。说北京那边的NGO比上海这里要活跃得多，数量也多很多。上海这里在册的数量真是可以数出来的。但是北京那边的组织特别喜欢玩悬空的东西，成天开会、提各种各样的概念。上海这边的比较注重实际的行动，价值上面的倡导比较少。
npi的人喜欢反复强调他们没有政府背景，似乎越草根就越容易在道德上具有优越感。负责人说自己对于政府的行为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说政府前面做的事情都算作面子工程，言下之意他们接管之后要为社区做实事，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其实这提法就很有问题，社区居民的需求有很大一部分是不需要在社区中被满足的。什么叫“基本的需求”，我也不知道，他们看样子也不是很知道。）政府和其他基层组织都会有疑问，为什么这个市民中心要交给一个NGO来管？难道政府来做做不好吗？难道市场来做不会做得更好吗？NGO内部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可以认为过程比结果更加重要，但是这个事情确实不只有NGO可以做，所以在竞争社会资源的前提下，他们就必须回答上面那些问题。有工作人员回答说NGO的不同之处在于做事情的人和政府与市场的人不同：他们都是善良而平静的人。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比较扯——啊，政府和市场部门里面工作的人全都邪恶而冲动？
徐老师提的看法是，要做两件难度很高的事情。比如为了应付上级行政部门的考评要求，每天要凑够参与的人次。那你就开一个老年人聊天室，大热天的把空调打开，提供茶水。老年人为了节省家里的空调费，就全都跑过去了，人次马上就凑齐了，任务马上就完成了。但问题就在于，这些老年人不管是NGO开的聊天室，还是街道开的聊天室，只要有空调和茶水，他们都会跑过去的。这些喜好和别人交流的老年人并不是最让我们担心的，最让我们担心的是那些不管谁开了聊天室都不会跑出去的老年人。这些人去或者不去，在政府考核的人次中是体现不出来的。那么政府部门必然不会有足够的动力去把这些人弄出来。但是作为有理想、有道德感和强烈的社会责任心的NGO就应该去做这些事情，把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老头全都请出来（有意思的是还得通过居委会——你得问居委会的人，你们这里谁是这样的老头）。
结果他们就误解为，徐老师给他们提高要求，而他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最基本的工作使项目得以延续。NGO做事情和政府、市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善良而平静。这个可怜的刚入行不久的年轻人话音刚落就被两块飞过来的板砖砸到。一个直接说，刚开始从事志愿者工作的人都觉得自己是上帝，即使不是上帝也该算安琪儿，但是他觉得搞NGO的都该把自己看成是王八蛋。他并不觉得人性本恶，只是觉得人性会随着环境不断变化，只有承认自己并不是很崇高，才能勇敢地面对生活。另一个过了一会儿才说，现在志愿者精神被人错误地拔高了。他觉得这是不对的，应该反过来讲，志愿者根本就是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代名词。
话说俺也做过志愿者，当然和当天在座的已经投身激情飞扬的NGO事业的人还是不能比的。我发现自从做了志愿者工作，就再也不敢夸口善良又平静了。当然我觉得适当的价值上的赞许还是必要的。“王八蛋”一说有点过分。按照交换论的说法，我们做一件事情总是为了得到点什么。我知道很多人喜欢做点志愿者服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可以从中体会到——我还是个挺不错的人呀。志愿者赔了时间精力甚至金钱，最后得出结论说自己是个王八蛋，有点说不过去咯。
唉暂时先记这么多吧，想到了什么再写。我觉得做好事的原则应该是：从被帮的那个人身上看实际效果，而非助人者yy的心理感受。做大做强不是首要考虑的问题，能帮一个是一个。当然我的想法同我的“非企业家人格”是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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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虾
最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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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06 00:46:47 匿名 222.64.*.* http://annwoo.yo2.cn
啊看到NGO于是跟你发了个邮 请去收吧～
已经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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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07 10:59:24 匿名 222.64.*.*
其实我倒是挺想跟NGO好好聊聊，政府确实有很多事情需要他们去做
但是，NGO往往更喜欢自己yy，对社区内真正的基本需求视而不见，也许他们认为，满足这类需求才不是我们这些有身份的人做的呢。反正两边都是互相看不惯啊，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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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07 17:45:03 匿名 116.232.*.*
没办法，中国的政府太迟暮，中国的NGO太幼稚
一个是更年期，一个是青春期我咋觉得两个都在青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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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08 16:55:22
虽然观察免不了受到观察者主观因素的影响，但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都知道，要尽量反思各种主观因素的存在，包括个人的经历、背景、身边朋友圈子的影响等等。所以我们大约能知道得更多一些——哪些东西是在更多描述事实，哪些观点已经开始做价值判断。
有了这一层，我们才敢说“只据事实录，使善恶自见”的“大话”。“价值中立”并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很多时候是我们该亲身实践的东西。对于“价值中立”的种种怀疑不应该成为我们带有色眼镜观察世界的幌子，更不是为违反科学原则的观察和测量做辩护。
所以我非常不希望被人误解。更多时候我只是尽可能忠实地记录下我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然后保持“按下不表”的习惯，因为作为职业的学术研究人员（现在应该以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了），我所掌握的信息不足以帮助自己做判断。我不希望别人以为我话里有话，或者春秋笔法暗藏什么不能直说的观点呢。
所以有时候我看起来也具备了很多知识分子都有的毛病：犹犹豫豫且没有决断。
你让我给一个班级的农民工小孩上课，我会很乐意地做，并尽量做到最好。你让我管一个给农民工小孩上课的支教队伍，我就开始捉襟见肘了——人数少了还好，人数多的时候我知道自己不是那块料。你要让我给上海城市中生活的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说三道四甚至出个方案，那简直要我命了。
这是收到了家园的志愿者阅读此篇blog给我反馈以后的一点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