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在掷骰子吗？

今天整理东西，二年级的时候和民工学校的小孩子往来的信件也不知道该放哪里好，最后和我辩论时候用的卡片存一块儿了。毕竟也是大学期间投入精力最多的两项活动，各留一点纪念。现在我能翻到的只有小孩子写给我的信，我当初写给他们的信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这群小孩常常搬家常常转学，常常往返于上海和老家之间。也不知道哪个会有闲心带上我当初一本正经一笔一画写给他们的信。

我好像一直就挺喜欢当老师的。一有为人师的机会我就乐得不行。看到他们欣喜的眼神，我确定自己是很快乐的。唉，你们说还能到哪里去找几十个人坐在下面老老实实听你讲三刻钟呢？

当时我是把自己的联系方式都留下来的，说谁有什么问题就可以写信给我，我一定回。那时候我还用QQ，和其中几个小孩子聊过蛮多的。他们精神都很好，初中生就大半夜的也不睡觉。只是后来我QQ上的JP实在太多了，就放弃了这个通讯工具。

我原本以为写信是挺私密的事情，但是今天翻出来发现其实小孩子之间好像会互相交流我和他们通信的内容。以前有个男孩子问我谈恋爱的事情。当时我说，恋爱这事情好象是挺麻烦的，我也常常弄不明白。过了些日子那个男孩子班里的班长就写信给我说，不应该鼓励初中生谈恋爱，因为早恋是不对的。还说是想了好半天才鼓起勇气给我写信表达自己这个看法的。现在想想觉得挺好玩的，也忘了自己当初是怎么给班长回信的。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家都喜欢说：“你是学社会学的，一定知道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你快给我些建议吧！”好像我当时教过一门课叫做“社会”，倒是经常说社会学如何如何的。那时候我对社会学最基本的理论概念方法研究范式也几乎一无所知，真是没学过社会学倒去先教社会学了。不过好像从来没有人对我的误人子弟表示不宽容。那时候我总给他们回信说，你说学社会学的如何如何，可能社会学确实有很大用处，但是看到这话我就想在地上挖个坑钻下去，因为作为学社会学的我实在没那么大本事……

越来越觉得学社会学的人去中学做老师挺好的。尤其是现在的中小学都喜欢搞个研究型课程，让大家做做社会调查什么的。呐，我是上过中学的人，也知道中学里那些教政治的实在都不是做这事情的材料。中学教育还是很需要我们这个专业的人的，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碰到的很多同学，将来的梦想就是去中学做老师（他们有类似的课程）。问题是我们这里大学毕业的都不稀罕去中学做老师。中学老师过得太不滋润了。

还有就是些抱怨帖，跟我说自己的老师不好同学不好或者父母不好兄弟姐妹不好。还有个女孩子曾经跟我说他爸妈准备让他弟弟继续读书，叫她不要再读了，问我怎么办。这个我显然不可能知道该怎么办。她来信中说羡慕我“命好”。收到那封信我是想了挺长时间的，觉得自己确实很“命好”，成天郁闷啊伤心啊都是在矫情。可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命好”的人去劝“命不好”的人是很难办的，总免不了“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后来我好像是跟她说了些很基本的东西，比如父母吵架的时候不要参与，这是起码的自我保护。还说我的生活也经常乱七八糟的，并不因为“命好”就没有倒霉的事情。这大概是所有回信当中色彩最灰暗的一封了。

其实现在想想，和这个群体的接触也远谈不上多。二年级的时候，我排课表有意识把周五一天给空出来（二年级课多，做到这点还是挺不容易的），上午去一个民工学校教书，下午去另一个学校打着教书的名义做调查。后来上于老师的城市社会学，想做些家访。其实一共也就走了十来个学生的家。他们住得实在太分散了。我和skyblue常是抽一个放假的时间，以他们的学校为坐标轴原点。每去一个学生的家之后都会再回到“原点”，然后去另一个。上海郊县的公交线路还挺多的，可是我们搞不清楚。亏得有skyblue看地图事先设计路线，不然我们走到郊区也是两眼一抹黑啊。有一次从一个学生家里出来，乘一部车直接从郊县到人民广场，沿途风景各异，我还心想着要和那个什么同心圆理论去对应一下。也不知道是上海的规划太零碎，还是公交的线路太曲折，对着对着就睡着了。

后来去了香港中文大学，和这些小孩的联系就少了。“异地”的杀伤力真是很大的呀。我只在后面要写论文要做调查的时候去找找他们。另一方面他们也真是名副其实的“流动人口”，无论是他们父母工作的地方，还是他们的居住地，抑或是学校，变动常常都是很大的。想起这些事情我常觉得些许愧疚。因为我既不是一个好的社工，好像也不是一个好的老师（不能解惑，常跟他们说“这个事情我也弄不明白”），更谈不上一个好的研究者。我成天和他们混在一起，最后得到好处的好像只是我自己，我写PS写论文写调查报告写CV，反正都离不开这段经历。最好玩的是，复旦像我这样的大学生还挺多，做得比我更差劲的也有不少。

三年级的时候上社区研究的课程，张老师让我们写个外地人融入上海的论文。可我当时似乎很反感大家说的那些“社会排斥”之类的概念。我不太明白什么叫“社会排斥”，从字面上来看好像就是谁也不理谁，更严重点要互相过不去。所以我当时着力描述的是复旦这个社区里大学生和民工子女之间广泛且类型丰富的互动。最后还很愤青地问，到底是谁在提供资源，到底谁帮了谁。张老师看了我那个文章以后的评价就两条，一是说理论提炼不够，二是说文笔不够好，呵呵。

不管怎么说，有机会出去做调查还是很让人高兴的事情。和民工子女、他们的家长、其他志愿者、民工学校的老板、出于各种目的在民工学校教书的老师打交道，会看到一个借助媒体看不到的世界。对一个刚进大学的学生而言，通过自己的实践，发现面上说好的东西不一定真好，面上说坏的东西不一定真坏，这是很有吸引力的一件事情。某种程度上这还启发了我对于社会学的兴趣。后面屡屡沉浸在定性的调查方法中，也是觉得只有这样才能体察人和人之间最微妙的关系。但是这也带给我很多困惑，就是这些微妙的东西往往经不起自我审查。一方面你拥有一个同别人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另一方面你又不知道自己所看到的那个世界里的东西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是不是无足轻重。所以前些天看到有人在BBS上说上海城市发展模式不好，弄出很多动迁的纠纷，我都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说话，尽管我知道老百姓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并不能简单地用压迫和被压迫来描述，这其中还有很多扯皮的机制，但是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也许像他们那样简单地看问题倒反而是抓住了事情的本质呢？

在学校的时候总觉得，学校给的钱太少，学校对我们的调查不够重视。可是现在毕业了回过头去想，我们这群本科生，调查也调查不出什么东西来，我在校期间申请的项目也总有三五个，钱倒都是拿到了，从没有研究出什么成果来。学校每年投入很多经费在本科生社会实践、调研、科研上，收益又是遥不可及（不增加文章数啊！），其实是非常善待我们这些学生的。本科生申请经费的渠道非常多，我能说出名目的就有五六种。操作也日渐规范。毕业了就晓得知足了。

偶尔也会想想过去曾经教过的小孩。不知道那个扬言只考北大清华复旦的小姑娘班长现在身在何方。是乖乖地回了老家考了省重点高中，还是听信她那“没文化”的妈妈的话留在上海读那个“挂名”的高中了。没有网络上的身份，就感觉这人再也联系不到了。

《功夫熊猫》里那些抢包子的游戏让我想到了早期的“黄飞鸿”和后来的徐克（还是黄飞鸿呵呵）。我们靠活生生的人耍出了那么多高难度的把戏，人家copy我们用电脑特技硬生生做出了那么多高难度的把戏，到底谁更加牛呢？我只知道我娘在边上看得嘿嘿嘿一个劲儿地乐呵。熊猫他爹竟然是只鸭子。它又笨又肥，最后竟然变成了除暴安良的大英雄，这也算典型的American Dream。这部不中不西的电影还真有意思。唯一让我感到有点不满意的就是，片子里的反面角色明明就叫“太郎”，翻译的中文字幕非要把它写成“残豹”，真是没头没脑的，辜负了导演的一片良苦用心。

下午回家半天就翻掉了何兆武的《上学记》。这坚定了我要活到80岁的决心——只有活到那个年龄才能无拘无束地讲八卦呀。书上说北洋统治时期学校里面反而很宽松，没有意识形态灌输。那帮人成天就寻思着打仗抢地盘，最后总算折腾出一首“国歌”：“卿云烂兮，乣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我们“复旦”呀……）。北大里面自由自在的，什么样的人都敢要。倒是民国时期的意识形态灌输很严格，每天都要讲三民主义，叫“XX委员长万岁”，还要军训。我倒是突发奇想地觉着，如果教育系统里面没有人来灌输意识形态了，是不是就说明天下大乱了呢？当然灌输也有各式各样的。比如叫“万岁”是一种。我们现在不怎么叫“万岁”了（前些日子还来了一次“政府万岁”），可是外国人看看我们的成绩单也总是要面露怪笑的。有人把“思想道德修养”翻译成“Cultivation of Idealogical Morality”，我觉得这人一定是“别有用心”。任我怎么跟外国人解释这个“捣浆糊”的Idealogical Morality，外国人算是改不了一脸的怪笑了。

何先生反复强调了一个东西，他说幸福有两个要件，首先你要相信自己会越来越好，然后你还必须相信自己生活的世界也会越来越好。人总是社会的动物，如果这个社会一天天烂下去，个人也不会幸福的。那时候他们都觉得抗战肯定会胜利，胜利之后肯定有一个自由民主进步的国家，所以条件虽然艰苦，大家却都感觉挺“幸福”，每天听到防空警报要往山洞里逃也像例行公事一样，并不觉得很悲惨。

我真不能确定中国将来就肯定是个自由民主进步的国家。我只隐隐约约地觉得这个国家有可能也许大概会变得更好一些吧。照他这个逻辑来看，我的幸福感比较淡。

看一场电影要八十块，看一本半天就能翻完的书要二十块。赶快写篇blog记下来，不然这一百块好像就白花了。

看到最近xiaoyao PomBom和yeefeelee都在自己的blog上说今后要继续念书，理由都很充分，写得振振有辞。遥想当年我也是这样的。如果没有那么强烈的愿望，肯定写不出那样的PS。以我浅薄的资历，就更别想拿到好offer了。人有的时候确实会脑子突然抽住一下，然后就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地一条道走到黑。现在正在感动你们诸位的马克思、韦伯、西美尔、马尔库塞、福柯等一摩尔理论家也曾经把我弄得眼泪鼻涕一把一把的。刘老师也跟我们说社会学不仅仅是条理之说，更是知行之学。可是学习理论到这种抽风的份上，到底有没有必要呢？我也不知道了。我并不是后悔，还没出去呢，根本谈不上后悔，只是社会学常教人反思罢了。你会常去考虑当初自己做决定的那些理由是否真的成立，背后有什么样的力量促使你把那些东西都当成了行事的动机。即使最后发现当初的理由全都不成立，真实的动机滑稽又可笑（想要弄个洋文凭回来“气死”前男友？），也不必因此伤感懊恼。前些天还跟个前辈说，人不SX枉少年。徐老师常跟我们说，人是喜欢找理由的动物。那我就想，啊，既然人就是这么一种成天没事干给自己并不一定理性的行为找出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的动物，咱想明白了自己当时理由的荒谬，也没什么不好。因为如果你不是被这个荒唐的理由牵着鼻子走，一定也是被另一个荒唐的理由牵着鼻子走了。反正走到最后估计也都差不多。一本正经往下走就是了。

秀一下我最中意的一套巫婆袍子。中西合璧的设计，袍子是西式的，但是领口和帽子上都印着祥云图案，前排的纽扣是对襟的。所有巫婆照当中，就属这张拍得最有神采。大家快看，背后的帽子很可爱吧。555~如果他们肯卖，我就出钱买下来了喏……

本来应该昨天就贴上来的，ycool突然不能传照片了，所以今天上两张。

这是刘老师bg结束之后拍的。刘老师旁边的是桂老师。今年社会学系本科要出国的有六个人。都说女人读太多书会很麻烦，可是我们班跑出去读书的为啥都是姑娘呢？



这个是和徐老师在夏朵吃好饭以后拍的，我们每人从徐老师的花瓶里抽出一朵花。这是传说中的徐老师和传说中的“社会杠杆”辩论队。现在想想我们四个人凑在一起辩论真的挺好的，风格各不相同却相得益彰，而且能说到一起去。徐老师给过我们很多帮助。不知道今后还能不能碰上喜欢bg学生的老师了。



庞大的“演协社会党”，绝对不止这么点人的。反正从我这届开始，参加演讲与口才协会的社会学院的人就越来越多了。